多名业内人士坦诚，从上海把垃圾运到苏州或无锡，货主给的价格比普通砂石的运费要高一倍多。“中间人”可以从中获利至少30元／吨，为其寻找垃圾倾倒地点的人获利约5元／吨，另外卸载垃圾、填埋垃圾的人员也能分得一杯羹。

       一些环保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肮脏生意”的最大责任还是在源头——输出地负责垃圾处理的机构，其在当地处理与转运他地处理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成本差异。

       某企业与拥有危险废物再利用资质的河北黄骅津东化工有限公司曾签订过废液处理合同，双方签订合同内废液的处置费为600元／吨。在津东化工负责人董某的指挥下，装载30吨废液的大罐车运至蠡县后，参与运输和偷排的人分别获利每吨120元和40元的“报酬”，“处理”高危废液的全部成本仅为每吨160元。而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废液成分复杂且有毒性，正常的处理价为每吨3000元左右。

       河北省公安厅分析，近年来查处的非法倾倒、处置危废案件中，70%以上为跨区域倾倒、处置，涉及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广东等省市，查处的邯郸市一个团伙污染环境案就涉及6省10多个市。

       隐蔽性增强加大监管打击难度

       跨省违规倾倒垃圾行为屡管不力、屡禁不止，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其中，城市公共服务外包机制存在漏洞，环境犯罪隐蔽性增强加大取证和追责难度，环保执法未实现跨界及相关法律监管缺失，地方保护主义干扰跨区域协调等因素尤为值得警惕。

       首先，城市公共服务外包追溯机制缺失。南京大学一位专家认为，“太湖垃圾偷倒事件”产生的源头，是基层环卫机构将垃圾处理外包后，并没有对承办单位进行必需的监督与跟踪。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最初与其交接的是专业垃圾清运公司，但在利润牵引下，又会将业务转包给更小的、不规范的垃圾处理机构甚至私人拥有的货船，而这个时候，本该精细运作的公共服务外包既已失范。

       一位基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当地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政府的初衷是把这项业务交由专业公司处理，也就是公共服务外包，但一些专业公司受利益驱动，就近找个地方随便倒掉，于是，事情“走样”为垃圾“一卖了之”。

       其次，取证难、鉴定难、追究难。据公安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有的环境犯罪案件污染物流动性很强，专业的环保部门携带设备到的时候，证据已经灭失；同时专业性强，需要专门的环境鉴定部门出具鉴定报告。而我国能出具鉴定报告的部门很少，公安机关拿着这些证据，找不到鉴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