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刚家庭属于低年级住宿被政策和现实所拒斥者，但他需要由自身家庭，实质上只能由他来独自承担由地方大规模撤点并校所带来的额外生活负担和经济收入减少的代价。而对于高年级住宿者而言，他们也并非保有理所当然的实际住宿权。

自2006年实施“两免一补”政策、2008年实行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以来，各地农村学校寄宿已彻底免费或给予不低的住宿生生活补助，在农村学校寄宿已不能 构成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反，这种不用由一个家庭成年劳动力每天接送的现实，确实解放了劳动力，有助于家庭成员全身心投入到各种能够增收致富的日常实践 中去。

上学距离变远，使底层孩子能否寄宿乡校日益演变成为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色彩的资格竞赛，同时，惩戒也悄悄与住宿搭建起了内在复杂的关联。

“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的传统惩戒方式

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重心上移至乡镇，使底层乡校规模日益增大，但学校管理却面临现实压力：一方面建有教师周转房的县更可能将房子建于县城——既可形成集约 效应，又可吸引新教师留任，而没有周转房但撤并后重心移至乡镇的县，愈来愈多的教师在更为便利的县际交通和更为优越的县城居住条件的刺激下，居住的县城化 率逐年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空编率、教师借调等导致西部乡校日常人手不够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生活教师配备等问题依然严重不足。

云乡学校同样面临现实困难。芥县在县城建有教师周转房，一部分已申请到周转房的云乡中老年教师，每天往返于乡县之间，而另一部分年轻教师，则因为恋爱等各种 现实因素也在县城租房。35位教职工中，仅有4人真正留在云乡场镇，其中就包括邓畅和张丽。云乡学校并没有专职的生活教师，在校长的多次游说下，邓畅和张丽才兼职做起了生活教师。邓畅负责男生宿舍区98名男生的日常管理，张丽则负责女生住宿区83名女生的日常住宿管理。